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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案例——梅艳芳家族信托

2019-08-23198
从目前国内市场存在的家族信托产品来看,主要包括资金管理型信托附带额外的受益人权利配置,实现真正的家族财产传承、家族企业治理、慈善信托安排还相对较少。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创一代的企业家们逐渐年老,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事务管理型家族信托的需求,如何在此之前做好准备、在下一轮需求爆发时完成更多的业务覆盖,是信托机构需要关注的。

本章我们根据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部分需求,结合国际已有的家族信托案例,分析其中的关键点。


梅艳芳家族信托


2003年,梅艳芳女士年仅40岁就因病去世,让社会感慨。2003年11月27日梅女士结束了最后的演艺事业返回香港住院治疗,一个月后的12月30日,在医院病逝。


梅女士在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考虑到覃金美(梅母)不善理财且有挥霍的习惯,而家中兄长和姐姐均没有理财能力,因此在最后关头以家人为受益人设立了一个家族信托。在梅女士设立的家族信托中,香港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梅女士的母亲和侄子、侄女作为受益人。信托财产主要为现金,也包括一些不动产、股票和金融资产。此外,在梅女士出具的信托意愿书中,要求将两处物业赠与其生前挚友刘先生。


在家族信托的文件中还规定:将供养完家人后的所有剩余财产,捐献给妙境佛学会(New Horizon)。



梅女士还要求该家族信托的条款必须对其家人保密,保密条款的意义在于通过信息的阻隔,减少家族信托利益相关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让家族信托尽量少受干扰和挑战,保证其正常运行。一般在一个家族信托中安排多个受益人时,会有此类条款。虽然设立多个家族信托可以保证保密性,但由于当时的条件相当紧迫,未能设立多个平行家族信托,这也为后来买下了伏笔。


虽然梅女士对家人做出了细致的安排,但有些事终究还是受制于现实条件。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梅母与家族信托受托人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信托的设立太过于仓促,以致于未能做出完美的安排。


1 悲——时间桎梏


梅女士在11月27日进入医院治疗,而仅在几天之后的12月3日家族信托就成立了,设立速度非常之快。但是当时的家族信托真正产生“效果”的时间,不取决于信托设立时间,而在于信托财产置于信托的时间。巧合的是,家族财产置入家族信托的时间恰好被圣诞节耽误。


由于梅女士计划置入信托的财产包括现金、股票和物业,过户手续需要时间,并与受托人约定好与圣诞节后将财产置入信托,但最终,梅女士没能等到假期的结束。最终财产仅能通过遗嘱的方式置入家族信托。


身在医院的梅女士生前签署了三份法律文件——一份家族信托协议,一份家族信托意愿书,一份遗嘱。三份文件法律意义也各不相同。


随着信托协议的签署以及1000万港元置入信托,家族信托正式生效。而信托意愿书是委托人表达个人诉求的工具,虽无法律效力,但实操中受托人通常将信托意愿书作为对信托目的的解释,严格执行。遗嘱则类似于大陆的遗嘱,立遗嘱人死后才生效,在遗嘱中,有这样一条:将她生前所有的财产全部置入家族信托。


无法在生前将财产置入信托,导致了后来的两个后果:


一是家族信托更容易被挑战。对受益人来说,要挑战生前设立并已经置入财产的信托很难。出于对家族信托已经取得财产并合法运行的客观事实的尊重,法院只在极端条件下才会判决信托安排无效。


但挑战通过遗嘱设立的信托,或者通过遗嘱置入财产的信托则相对容易。由于遗嘱安排的执行必须等到立遗嘱人死后才开始,它相当于在挑战一份由他人订立但还没有开始执行的法律文件。目前的国内市场中,大多数人选择使用遗嘱安排家族财富的传承,但这相对于家族信托而言,很容易发生纠纷。遗嘱的安排如同意愿,而非已经存在的既定安排。导致的第二个后果即是梅女士安排的信托保密机制完全失效。如果在生前就将财产置入信托,那么受益人是无法得知信托财产的管理、分配情况的。但由于信托财产是通过遗嘱置入信托的,而梅女士的母亲、侄儿侄女作为继承人是会被告知遗嘱内容的,从而有了对这一安排进行挑战的机会。


就财产继承的安排来看,在客户传承需求明确的情况下,在生前将财产置入信托,可以避免财产经过不必要的程序即可实现传承,排除争产风险。


正是如此,梅艳芳家族信托在成立后的十多年中,收到了多次挑战,也经历了多次官司。


2 思——机制设定不完全


梅女士的家族信托在后来不断发生纠纷,表面上是圣诞假期的时间差导致的,但究根结底,还是因为时间的仓促使得家族信托无法得到合理的设计。


在这个案例中,该信托还可以得到不少的优化。首先是家族信托的投资和分配可以更加灵活;其次是家族信托条款的规定略显呆板,没有设计相应的制衡和协调机制。


制衡机制的缺失,是因为该信托中受托人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权利较大,缺乏家族代表在信托中进行制衡。这使得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和受托人在权利安排上失衡,受益人无法与受托人在对等的地位进行谈判,因此有了纷争后只能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了。


调整机制的缺失,则是该信托中并未安排应对未来变化的柔性机制,如果受益人生活费用因为物价的提高而上升了,就无法在信托安排中得以调整,若有其他方面的生活需求,家族信托如何满足也是一个问题。该信托整体缺乏灵活性。

没有经过反复考量和详尽测度的家族信托会在未来引起不定时的问题。


正式因此,在家族信托中,信托公司通常会为客户引入保护人,享有“撤换受托人”、“变更受益人”、“决定、修改家族信托的投资和分配策略”等权利。保护人作为家族利益的代表,和受托人形成制衡,在变化来临是改变家族信托的安排,更好的实现家族信托委托人的意愿。


从所处定位来看,受托人和委托人及其家族是一种博弈关系,家族信托的定制化程度越高,越能精准的反映家族的诉求,但这也意味着对信托管理的难度增加,受托人的责任义务加大,对受托人的制衡也加大了。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市场推行的家族信托存在较多的标准化合同,一方面是委托人情况类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标准化家族信托合同相对简单,能够满足委托人需求的同时降低受托人责任义务。


因为制度的设计不合理,导致了最后梅母将诉讼作为制衡受托人的手段。在梅女士逝世后,梅母和受托人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诉讼,花费了大量的费用,而不断增长的受益人赡养费也让信托财产不断减少。


3 望——现实的无奈


在梅艳芳家族信托中,迫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设计出更加优秀的制度,这无疑是最大的遗憾。在这个案例中,为家人未来考虑的委托人,即便不灵活制度不合理但仍然尽职尽责的受托人,以及具有自我权利意识的受益人,一起为家族信托的市场带来了具有教训意义的一课,造就了最终的遗憾。


对于当下而言,什么年龄段适合做家族事物的安排、对多规模的财富适合开始安排家族事物,并没有定论,但能做的,就是今早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家族信托资产配置中信托公司受托责任


在传统信托业务中,信托公司将受托责任分为主动管理型和被动管理(通道)两类。在家族信托中,信托资产配置的事务决策存在个性化安排,有时委托人及其指定的投资顾问参与投资决策,信托公司的受托责任则并不像传统信托业务这样非黑即白。当信托财产投资出现损失时,如何厘清委托人、受托人、投资顾问的责任是一大挑战。因此,探讨信托公司在家族信托资产配置中的受托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族信托受托人的主要义务 


(一)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一般义务

 我国《信托法》对信托公司受托责任作出基本规定。一是忠实义务。《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忠于信托目的和受益人,是受托人的基本受托责任。二是谨慎义务。《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受托人是否履行了谨慎义务,是确定受托人是否需要对此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责任的关键。三是亲自管理义务。《信托法》第三十条规定:“受托人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 


(二)家族信托受托管理责任的特殊性 

《信托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信托是“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传统资产管理信托都是自益型信托,也即,信托产品的委托人与受益人为同一人。因此,委托人的意愿与受益人的利益是相统一的。因此在被动管理(通道)信托业务中,委托人自行承担交易对手的尽职调查责任,同时委托人作为受益人承担信托资产的投资风险,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指令运用信托财产,可以免除相应的受托责任是毫无疑问的。 


在家族信托中,受托人仅仅根据投资指令执行信托事务并不能够完全免除相应受托责任。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并不是唯一受益人。由于委托人与受益人身份的不统一,以及委托人专业能力不足等原因,就可能存在委托人的意愿、委托人投资指令、受益人利益三者不一致的情形。在委托人指定投资顾问负责信托财产投资管理的情况下,委托人、投资顾问、受益人三者之间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此时,信托公司作为专业受托管理机构,被动地根据委托人或投资顾问的指令执行信托事务,并不能够完全免除相应受托责任。


 二、全权委托家族信托中的受托责任


 全权委托家族信托中,受托人有权对信托财产投资管理自主决策,无需获得委托人的书面确认。根据客户资产规模不同,信托公司或者提供标准化的资产配置方案供客户选择;或者根据委托人的投资期望、风险偏好等意愿提供个性化资产配置方案。 


全权委托家族信托中,信托公司亲自、自主管理运用信托财产,并承担主动管理责任。为做好受托管理工作,信托公司一是要充分了解委托人的资产配置意愿,就投资范围、方向、方式等事项与委托人充分沟通,使实际资产配置符合委托人风险偏好。二是对投资标的进行充分尽职调查,采够外部产品应当经过相应的产品采购决策程序。三是积极开展投后管理,做好投资风险防范。为控制投资风险,降低信托公司在全权委托型家族信托中的受托责任,可以在信托合同中对信托财产投资范围作出较为具体规定,如仅投资受托人及其受托人的关联企业发行的资管产品,仅投资于风险较低的固定收益类产品等。


 三、部分委托型家族信托中的受托责任 


部分委托家族信托中,委托人与受托人共同协商信托财产投资范围,并在信托文件中加以约定。受托人就信托财产具体投资标的向委托人提供投资建议,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投资建议进行书面确认后,由受托人方可执行投资。 


部分委托家族信托中,受托人承担部分受托责任。与全权委托相比,部分委托中资产配置方案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协商确定,信托公司减少了进行主动资产配置方面的受托责任。但由于具体投资标的由受托人推荐,事实上部分委托中的投资标的一般为受托人自主开发的信托产品,受托人仍应当承担所推荐投资标的/产品尽职调查、主动管理方面的受托责任。


 四、指令型家族信托中的受托责任


 投资指令型家族信托是由委托人或委托人信任的投资顾问自主确定投资范围及资产配置方案,并向受托人发送投资指令,信托公司通过执行投资指令实现信托财产管理运用。 


(一)委托人指令型家族信托中的受托责任 

委托人指令型家族信托满足了高净值客户希望自主投资决策的需求。具体投资范围方面,委托人可能要求信托财产投资于由其他金融机构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产品;或者要求信托财产投资于某一资产,如以股权投资方式为子女提供创业支持等。 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投资指令进行投资的,应由委托人承担相应投资决策责任。但同时,信托公司也应当对委托人指令是否符合信托文件约定进行确认,并向委托人做好充分风险揭示,必要条件下通过交易架构安排做好风险隔离。 


(二)投资顾问指令型家族信托的受托责任 

在由投资顾问发送投资指令的家族信托中,可视为受托人委托投资顾问代为处理资产配置决策等信托事务。 


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对委托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并未具体明确应当承担哪些责任。从国际经验来看,相应受托责任可以在受托人和代理人之间进行分担。美国《统一信托法典》(2000)第807条规定,受托人以合理的注意义务决定是否委托第三人代为处理信托事务,“在一个具有同样技能的审慎受托人在同样情形下将委托职责和权利的”,受托人可以委托第三人代为处理信托事务。在此情形下,受托人的责任包括“选择代理人,确定与信托目的和条款一致的委托范围和条款,以及定期监督代理人的表现及对委托条款的遵守情况”。受托人遵守上述责任的,“对代理人的行为不对受益人或信托承担责任”。而代理人履行委托职责,对信托负有“给予合理注意以遵守委托条款的责任”。日本对受托人委托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责任也有类似规定。 


从以上分析来看,家族信托中委托人指定投资顾问并不免除受托人对投资顾问的选择责任。受托人应当对家族信托的投资顾问进行资质审核,以保证其拥有相应的专业投资管理能力来代理执行信托资产投资决策事务。一般来说,私人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可视为具有相应专业投资管理能力;私募基金管理人、家族办公室、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等非金融机构担任家族信托投资顾问的,受托人应当对投资管理团队、投资管理经验、历史业绩等情况进行充分调查。


投资顾问符合代理标准的,受托人主要承担对投资顾问的监督责任。受托人与投资顾问签订协议,明确由投资顾问作出投资决策的范围和条款,通过执行投资顾问的指令管理信托财产。受托人定期审核投资顾问的行为,对投资顾问的表现及委托条款的遵守情况进行监督。在此情形下,信托财产出现投资损失风险的,受托人仅承担对投资顾问的监督责任,投资顾问则应当承担遵守委托条款、审慎决策方面的责任。 投资顾问不符合代理标准,而委托人仍坚持聘用的,受托人应当在信托文件中向委托人充分提示上述风险。为最大程度降低受托人责任,可要求委托人在世时,投资顾问的投资指令应取得委托人书面确认;委托人身故后,投资顾问仍不符合代理标准的,继续聘用投资顾问应当取得受益人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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