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式逆袭”，莫过于主人公出身贫寒，凿壁偷光，冷板凳枯坐十年，有朝一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然而，这种励志故事慢慢被放进了故纸堆，现实中的逆袭越来越难。

当下，很多研究指出，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一定程度上被阻塞，出生贫寒的孩子几乎在起跑线就遥遥落后于同龄人。甚至有研究指出，富人孩子的收入会比穷人孩子的高出近两倍，而财富继承是主要影响因素。

想想似乎是这样。富孩子继承一套北京四环内的房子，也许就是穷孩子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天文数字。然而，再冷静想想，假如其他条件不变，富孩子没有继承房产，他会穷困潦倒么？假如一百万从天而降，掉在穷孩子面前，他能就此咸鱼翻身，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么？

这两个问题直指一个核心：贫困或富裕的再生产，难道仅仅关乎钱多钱少？

如果是钱多钱少的问题，那通过再分配调控，提高贫困者福利，似乎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然而，美国学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的研究指向另一个答案：在再生产的过程中，贫困家庭和中产家庭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财富积累上，更重要的是教育子女的逻辑和方式。



两种家庭养孩子方式不同

经济实力固然是很重要的区别。贫穷人家的父母每天疲于奔命，既没有时间亲自管教孩子，也没有钱送孩子到各式各样的兴趣班。放学后，孩子们就自娱自乐了，俗称“放羊式教育”。

有钱人的家庭则不一样，要么是高学历的全职母亲花大量时间陪伴和指导孩子学习，要么是父母花费大量的金钱给孩子报兴趣班。孩子过着规律的、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课余生活。

两种家庭与权威的交流方式不同

再比如，两种家庭与权威的交流方式不同。贫困家庭的父母面对学校老师、主治医生等“权威”时，往往会感到尴尬与不自信。孩子被老师请家长时，多数时候父母只能赔着笑脸，转头便痛骂甚至动手打孩子。而中产父母则与老师关系融洽、谈笑风生，在医院也能和医生有效沟通，相处自然。

两种与权威相处的截然不同的方式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当父母与权威相处融洽，孩子也会被潜移默化出一种“气场”，不会被权威高高在上的面孔吓到，而是习惯于相对平等地相处。从父母身上，他们能学会如何与权威交流，如何与权威握手与对视，如何巧妙地向权威提出意见甚至质疑，甚至如何“操纵”权威，从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

而另一些孩子则从家长身上感受到了对权威的恐惧，以及无可奈何的服从。有些家长当面对权威唯唯诺诺，背后则抱怨权威颐指气使、狗眼看人低。这种氛围传递了一种消极情绪，孩子一方面害怕与权威交流，另一方面也抵触权威，认为他们高傲又自私。在这种心理暗示下，穷孩子更难学习如何通过交流来说服权威，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所以拉鲁总结到，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有三件事情会影响到孩子的成就。

一是家庭生活的规划，孩子们是被放羊，还是参加到丰富的活动当中；
二是语言的学习运用，是被鼓励有逻辑地表达自己，还是被要求沉默服从；
三是家长与权威的交流，是积极引导孩子与老师的交流，还是回避老师，完全扔给老师管教。

沟通能力、表达方式、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这些东西并不与经济资本直接相关，却是一个家庭殊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中产阶级的父母将这样的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使得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站在了较高的起点。而贫寒家庭的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孩子习得的能力也少于有钱孩子。

两种教育方式并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富孩子被父母安排到各个兴趣班，像热门电视剧《小别离》里的孩子们，在父母殷切的期待面前，小小年纪就感到“人生灰暗”。此外，有的富孩子还可能优越感十足，骄傲却缺乏自理能力。而穷孩子或许会有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还被培养出优秀的自理能力，扔到哪里都能扎根活下去。同时，人格上他们也可能更为踏实谦卑。



然而，如果仅仅从再生产、从孩子的未来成就来看，两种教育方式的确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回答文章开始的问题：在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受了中产甚至富裕家庭教育的孩子，他们在言行举止和思维逻辑上得到了良好的训练，即便突然被剥夺财富，也还拥有口才与能力，甚至一种所谓“气质”、“气场”的东西，这使得他们仍有很大的几率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所以，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富豪现在都流行“裸捐”，并不准备把大量的财富留给子女，似乎也不担心子女的未来——因为已经为子女留下了举止、学识、人脉等巨大的文化资本。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却能真正保证子女后半辈子的无虞。

同样的例子放到中国，我们能想起那些屡屡刷屏的“贵族后代”，比如最近刚举办了111岁寿宴的严幼韵女士。政权更替的时候，他们或许在战乱和政治压迫中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和地位，家族没落，泯然众人。然而，他们却在残酷的环境中保持了优雅和得体，并在时机到来时，凭着能力学识言谈举止，迅速重整旗鼓，回到光鲜的舞台。

严幼韵从富家小姐到一贫如洗，再一跃成为联合国官员，人生不论如何跌宕起伏，最终都能安身立命生活幸福，这是单靠经济资本无法做到的。